唐末五代为啥越南说单飞就单飞了，后面中原也几乎控制不了越南了？明朝收复越南也仅仅二十年。一，话事人身份改变。从汉朝到隋唐，大量中原移民进入红河三角洲地区，当地的管理人长期都出身中原心理上还是认同中原。
到唐末，真正能号令一方的，已经是这些地头蛇。公元905年，鸿州的曲承裕自称节度使，也就是管一方军政的大员。那时唐朝自身难保，只能认下。两年后，唐朝灭亡。
公元868年，桂林城里有八百个徐州兵，天天盼着有人来接班。当初约定三年后轮换，到了这一年，他们已经守了六年，还没能回家。
这些人最后哗变，一路打回老家，闹出一场大乱。后来宋祁评价唐朝的败亡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：“唐亡于黄巢，而祸基于桂林。”而他们当初被留在桂林，正是因为五年前南诏攻陷安南，朝廷要增援那里。
安南，就是今天越南北部、红河三角洲一带。唐朝在这里设安南都护府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守这块地，花的力气已经大到能拖垮几千里外的戍边队伍。可更要紧的是另一件事：在那里说了算的，是什么人。
从汉朝到隋唐，将近一千年里，中原人一批批往南走。有朝廷派来的太守、刺史和带兵的将领，有逃乱的百姓，也有被流放的人。红河三角洲河网密布，水田肥，船好走，外来的人容易扎下根。
那时当地的管事位置，长期由北方出身的官员和他们的后人占着。他们读的是中原的书，盼的是回朝廷升迁，心里认的还是中原。
可是日子一长，移民变成了乡亲。几代人下来，娶了本地媳妇，田产、船队、乡兵、亲戚都在当地。朝廷派来的官三五年一换，扎根的大族却哪儿也不去。
再看唐朝还有力气的时候。863年南诏攻陷安南治所，866年，高骈带兵大破南诏军，收复安南。朝廷派得出人，将领也使唤得动。可收复之后要长期驻守，才有了桂林那八百人，以及后面的祸事。
进入五代，局面更像一盘散棋。930年，南汉擒走静海节度使曲承美，但不久曲氏旧部杨廷艺就赶走南汉军，自称节度使。937年，杨廷艺被部将矫公羡所杀，他的女婿吴权随即起兵报仇。
矫公羡向南汉求救，于是有了938年12月的白藤江之战。南汉的万王刘弘操率水师一万多人远征，在江里兵败身死。
这一仗里，双方都不是中原朝廷。南汉本身就是岭南的地方政权，有研究者指出，交州几任节度使夺权的路数，与中原藩镇如出一辙。同一时期，北方的后晋刚把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，眼睛盯着的是北边。
吴权是个会算潮水的人。他在江心插下顶端包铁的木桩，涨潮时被水淹没，退潮后全部露出，伏兵趁机围上去。后来的元军在1288年也在白藤江吃过类似的亏，可见这条江的脾气，本地人摸得最透。
吴权在939年称王，建立吴朝，到968年丁朝建立，这条自主的路越走越远。此后中原王朝再提起这里，多半只剩册封和朝贡。北宋先后动过两次大兵，也没能把它重新变回郡县。
到了明朝，情形又不同了。永乐年间，明军灭掉胡朝，1407年设立交趾布政使司，下设十五府、三十六州，管理方式与内地相同。明朝用的是最彻底的办法，想把这里当成自家一个省来管。
问题出在管的人。派去的官吏大多是外来的，有人还很贪苛。镇守太监马骐的贪黩苛扰与羞辱，是黎利起事的直接原因之一。黎利是清化一带的本地豪族，1418年在蓝山起兵，靠的正是乡里的人脉和熟悉的山水。
1424年明成祖去世，朝廷召回交趾总兵官黄福，黎利趁机夺取多座军事重镇。1427年，明军主将柳升在支棱战死，当年十一月，明廷决意罢兵，撤回的官吏军民有八万六千多人。布政使司在1428年正式废除。从1407年算起，前后正好二十年。
我认为，越南北部的“单飞”不能只记在某一场战役头上。白藤江是个出口，真正的原因是，几百年里当地管事的人，从朝廷派来的外人，慢慢变成了根在本地的大族。
汉唐时，官员和移民同出一源，口音、书本、前程都连着北方，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绳子。绳子松了，管理的成本就一笔笔显出来：桂林那八百人的遭遇，说的就是这个。
明朝的例子让我觉得更有意思。它兵力远比黎利雄厚，也用了最直接的办法，却还是留不住。在我看来，一块地方能不能长久管住，除了看兵多兵少，更要看当地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日子和这个政权绑在一起。这一条，比一两场胜仗要结实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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